文 刘思瑶
在台北文化圈，舒国治是众人口中的“舒哥”，在陈文茜的笔下，他是“一桌子人，最快乐的就属那一个”。“他无家、无产、无债、无子、无物欲，如今难得有个女友。”这样的生活状态，让人侧目，却不无艳羡。对此，很多媒体惯性地去从各种主义和角度解读其文其人，但舒国治辩解说，“我没有受凯鲁亚克的影响，也不是主观为了什么低碳环保主义，更不是苦修冥想人性回归什么的。”然后，他叹了口气，语气无辜，“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崇尚浮华价值，我觉得我很自然，普通人应该都是我这样的，可是现在我却变得很特别。”
当然，多年类似流浪的苦旅，远非文字给人的感觉那般潇洒。“我是无业游民，基本上算是丐帮，就差没背袋子了。差点没在一个破庙外头被人丢一个吃剩的烧饼看看是不是还会舔两下。”而舒国治却“多少年都不觉得累，也吃得上饭，到哪都能睡。没那么高的要求比如每天都能洗澡。其实，只要你肯安于自己是个烂人就没问题。”
但如果你理所当然地以为舒国治会过得十分狼狈，那也错了，他的安于贫穷绝非没有生活品质。如果说他不用电脑手机是因为懒，不用空调实则因为没钱，但对吃却是要“规规矩矩地放在嘴巴里才吃，方便面什么的我是不吃的，饮料也是不喝的。”
散淡文字随性态度的背后，是有原则的舒国治，正如本书责编杨静武所言，“其实舒国治心底里是很硬很坚持自我的人，不然这样的日子，他是不可能一直走下去的。”
Q&A
TO：你买过的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机票吧。
TO：晃荡的过程那么苦，就没有过想放弃、向往稳定吗？
清苦确实是实况，但不是难受。主要是我没有要替哪个事情画句点的概念，我没有停下来要换成另一个身份。我这种流浪并不是被迫漂泊，只是看着不太舒服而已。其实我一直都有着对事情新奇的态度。
TO：对晃荡生活最深的印象是？
早上起来开着车就跑，突然到某个地方发现这个小镇怎么有些奇怪，人都懒洋洋的，走一圈看到很多人在坐着，那么我是不是也要去坐坐呢？想想等一下要干吗。不久又开着车路过教堂，然后又路过一个加油站上个厕所。很多东西合起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最后你变得什么事也没有，但还得盯着车，不能打瞌睡。
TO：这一过程中有刻意经历和记录什么吗？
连日记都没写过。
TO：但人生难免会有受约束时，那时怎么办？
受到约束是难免的，像过马路要看红绿灯、坐火车要按时赶到车站这些，是人类社会都该遵循的，遵循也不算妥协。如果刻意要追求一种不受约束的状态，那才是有悖自由。
TO：现在的生活是什么状态？
没有太过闲散，一年还是写200小时的稿子。每天起床后稍微出去走动一下，坐一坐喝个茶，看看街坊，有什么话题也顺便听一下。再换另一个点，再转一下。觉得差不多了，就回到一个地方坐下来，去构思应该写的东西，碰到想写的，第一天写不出来，第二天再写。有百分之三十的时间是应别人的邀请，吃饭还是干吗的。隔几个礼拜去外头有山有水的地方玩一玩，隔几个月到大陆来爬山。
TO：经济状况还窘迫吗？
写东西的稿费、演讲费、书的版税，反正不买房子、不买车子也不买空调，凑起来勉强就差不多不必讨饭，不错。
TO：作为作品在台湾文青人手一册的作家，你觉得自己作品最吸引人之处是什么？
我想并不是一座山一件事这种物质的条件让人向往，而是你写出来东西，别人见了，能够感觉到你对于这件事有过这么深的感受，或者能够对看的人产生很大的用处，因此打动他，其实就是写的人，要有很丰厚的情怀。
TO：但似乎很少在你的文字中看到通常最煽情的爱情、家庭这部分……
我一直没有处于那样的状态中，其实我不完全崇尚独身主义，也不讨厌，就只是接触得少，自然表达得就少。家庭对人是最重要的，但是又是最势力的，所有最重要的事都往家里想，有些家庭为了私欲，要所有家中的人来帮他完成。但是太守住家庭，没有外头的大自然和别人，也是很不全面的。爱情有时是很自私的、敏感的，甚至人会变得脆弱。
TO：你自己对于没有家庭有遗憾吗？如果你有孩子，会允许他像你一样去流浪吗？
不会遗憾啊，其实只有太贪心的人遗憾才多。不过很惭愧，如果我自己有了孩子，多半还是会以很自私的霸道的方式对待他，管他这个管他那个的。而且我已经是个写稿子的人，在社会上有虚名，这些对小孩都是不好的先决条件，只有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对他来讲才比较好。所以我需要很多修为降低我的个人主见。
TO：最后，作为许许多多理想主义者的一位偶像，给你的战友们些意见或建议吧。
我觉得还是不要把理想太过缥缈化，你要很真实的，比如你要买吃得到的东西，如果你非要吃王母娘娘的蟠桃，那就是有问题了。
《理想的下午》，舒国治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27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