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凌凌

Q：新书名比较哲学，能否解读一下？

A：书出版之后，书名被无数朋辈和长辈痛骂，说我装深沉。其实，并非是装深沉，这个书名代表了我的一种状态。形上谓之道，形下谓之器，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兼顾形而上和形而下。对我来说，这个书名很自然，就像我本来就叫陈远这么自然。当然，如果单看书名不看书，很可能会望而却步，不过，你看过书，应该知道书里的文章很好读。

Q：你开篇代序用四页在谈“历史有什么用？”，你认为历史何用？

A：谈这个问题很容易陷入“二律悖反”的尴尬处境：当你强调历史的功用的时候，历史就变成了附庸；但是如果历史无用，那么，搞历史岂不是很无聊？不过我觉得，无聊的历史也胜过作为附庸的历史，因为前者至少还有趣味，无聊也胜过肉麻。

Q：你是1978年生人，却和很多“老年文化大腕”相谈甚欢，除了知识体系的储备，还有其他什么在起作用？

A：大概是我比较有老人缘。跟这些“老人”打交道非常愉快，他们的学识、深度令你折服。

Q：好像你曾跑去香港费尽周折把倪匡约了出来？讲讲那段采访故事？

A：最初，倪匡在电话里一直说没什么好谈的，“我这个人脾气比较怪，很容易不欢而散，你还是不要来了”。我还是死乞白赖，听说倪匡和蔡澜是好朋友，一般只要说约好了蔡澜，倪匡就会见你。我就跟他说我跟蔡澜约好见面，他就笑，“你们这些记者都是这样，我每次问蔡澜，他都说没有，还透露对方每次都说我跟倪匡约好了。我们都是这么被骗的”。几番邀约后，倪匡终于同意。不过见面时我早到了半个小时，敲门时还在午休的他打着哈欠出来，我说是不是被我吵醒。一般的人都会说“没关系”，但倪匡不是，“是，我被你吵醒”，随后哈哈地笑起来。后来我们聊武侠、聊文化，有很多意外的收获。

Q：你平时都看些什么书？

A：我有个比较极端的说法：购书如猎艳，读书如手淫。不是不愿意分享，而是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种比较私密的事，很难为情。

Q：《道器之辨》书名略显深奥，你觉得现在都市人还有心境坐下来读一本这样的书吗？

A：我当然是希望越多越好，最好中国人人手一册，那当然是白日梦，这又不是红宝书。

《道器之辨》，陈远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28元